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共4期，第6-9期）

　　1. 一大代表邓恩铭：1901年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的一户贫苦的水族家庭。1918年，依靠在山东的亲戚资助，邓恩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他的爱国情怀与组织能力得到一致认可。在那里，邓恩铭还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王尽美。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作为主要成员，邓恩铭一边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一边全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921年7月，邓恩铭和王尽美作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恩铭是13名一大代表中年纪最轻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1922年1月，邓恩铭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回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中。1925年11月，邓恩铭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遭到残酷折磨。邓恩铭生命的最后三个年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1928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邓恩铭在济南再次被捕入狱。虽然酷刑重病交加，但却无法消磨邓恩铭的意志，在狱中他先后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组织了两次越狱行动。1931年4月5日，国民党当局以“意图颠覆国民政府”的罪名对邓恩铭处以死刑。临刑前，邓恩铭强忍着病痛给母亲写下诀别书信：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1931年4月5日，正是清明节前一天。此时的济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身负镣铐，与其他21名共产党员一起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2. 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红军：1927年9月9日，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决议，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在起义准备期间，毛泽东认为，国民党背叛革命后已丧尽民心，国民党的旗帜也早已没有了号召力，于是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对起义部队的番号和旗帜做了统一规定。秋收起义打响后，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在秋收起义的带动下，全国相继爆发武装起义，但各地革命武装的称谓并不统一。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北领导发动了数万人参加的黄麻起义，攻克黄安县城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当地书法家吴兰陔即兴挥毫写下对联——“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光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次被称为“红军”。一个月后，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总指挥部公开举起了“工农红军”的旗帜，将参加起义的部队统称为“工农红军”。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红军，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从此，全国各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开始陆续改称“红军”， 1931年后，全国各地的革命军队都统一称为“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这支传奇般队伍的英雄事迹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家喻户晓。虽然此后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红军先后改名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但“中国工农红军”的名称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史诗却永载史册，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财富。

　　3.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十分危险。在此危难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他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转移出来，护送到安全地带。1942年1月，营救工作开始秘密进行。由于日军攻打香港后，许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隐蔽，彼此都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并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随后开始研究具体的营救计划。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营救方案最终确定了三水路一陆路撤离路线。1942年1月9日下午，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人作为第一批撤离人员，打扮成难民，混在逃难的人群里，长途跋涉百余里，最终抵达深圳白石龙村。负责转移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东江纵队短枪队队长江水的后人江山回忆，水路的撤离也克服了重重困难。宋庆龄的撤离过程更是惊险万分，当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找到宋庆龄并保护她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后，启德机场就遭到日军攻占。此后的100多天里，上千名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奇地“蒸发”，无一人牺牲，无一人被捕，创造了“胜利大营救”的奇迹。此次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以《论持久战》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讲。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初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国民党内一部分人的“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人轻视游击战的倾向，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实行持久战的必要性。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论持久战》发表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0个月，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对抗战失去信心者于是大肆宣扬悲观失望的中国“亡国论”。而此后，随着中国军队先后取得平型关大捷以及台儿庄大捷，又有人高唱迅速击败日本的中国“速胜论”。为了凝聚国内抗日力量，坚定国人的必胜决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全面、系统、深刻地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回应全国人民对抗战前途的关切。《论持久战》全文5万多字，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形势，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只要动员全国老百姓，就会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938年9月，周恩来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到武汉视察抗战宣传工作，在那里作了一场关于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深入地阐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军事思想以及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这场报告让在场的爱国诗人赵启海和作曲家冼星海深受启发，随后合作写下著名抗日歌曲《到敌人后方去》，迅速传遍大江南北。而《论持久战》，也以其强大的思想力和预见性，极大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5. 孟良崮战役：1947年春，国民党军集中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企图以一场决战来消灭华东野战军，进而解除华野对上海和南京构成的威胁。1947年5月12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封至关重要的指示电文，要华野“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根据指示，陈毅、粟裕率领华野决定采取“猛虎掏心”战法，在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集中主力部队歼灭猖狂冒进的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粟裕说，这一战，开创了在敌人重兵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人阵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孟良崮战役是粟裕一生中指挥的最凶险的战役之一，战斗异常激烈，每一个阵地都经历了反复争夺。5月15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各部发起总攻，最终于16日下午攻克大崮顶，国民党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全部被歼，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孟良崮战役是一场经典的山地运动歼灭战，被陈毅生动地誉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场战役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士气。1963年，以孟良崮战役为原型的电影《红日》在全国上映后，电影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也伴随解放军英勇战斗的故事传遍千家万户，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记忆。

　　6. 抗日歌曲《松花江上》：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一首歌曲——《松花江上》。当年，游行队伍里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晖刚刚创作完成让人闻之落泪的《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歌曲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晖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歌曲时，连张寒晖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也跟着哭成一团。《松花江上》先是在西安省立二中传唱，随后，张寒晖带领学生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不久便传遍了背井离乡的东北军。1937年，周恩来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逐渐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

　　7. 马克和他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1935年9月，17岁的马可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他喜欢化学，也热爱音乐，但每天想得更多的还是应该如何抗日救亡。此时，日军已经占领安阳，豫东、豫北多个县市相继沦陷，逃难的人群不断涌入古城开封。马可再也无法说服自己，俯身于风雨飘摇的书桌。1937年9月初，在河南大学上学的马可带着由他发起成立的“怒吼歌咏队”演出归来，刚进校门就听说他敬慕已久的作曲家冼星海来到了学校，于是迅速加入他们的巡演队伍。随后，开封古城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街头巷尾，广场学校，到处群情激昂，呼声震天。1937年12月，马可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组成“河南抗敌后援总会巡回话剧第三队”，走出校园，去前线宣传抗战。在黄河岸边颠沛流离的车辙路上，在豫西南大大小小的村庄，总是能见到马可和他们宣传队的身影。两年后，马可辗转来到延安，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鲁艺音乐系。在鲁艺，马可开始学习了解各种各样的民间音乐，并深入田间地头，向广大的劳苦大众取经。随后，马可创作出《南泥湾》《夫妻识字》《白毛女》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革命的歌声从延安一路传播，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1976年7月，一生创作出无数鼓舞人心歌曲的音乐家马可因病去世。病重时，他给五个子女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对你们的希望，已经通过我们一生的道路表达出来了。”

　　8. 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1950年8月，海军在北京召开建军会议，确定了“以现有力量为基础，重点发展海军航空兵、潜艇和鱼雷快艇等新力量，逐步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建军方针，决定优先建设潜艇部队。1951年4月，在战火硝烟中组建不久的中国人民海军，选派275名官兵成立潜艇学习队，向苏联海军学习相关知识技术。1954年6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正式成立。6月28日，两艘从苏联接收的潜艇“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由中国海军官兵驾驶，驶出旅顺口，前往人民解放军海军青岛基地。面对西方国家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主席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说，他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1969年，正在东海舰队服役的程文兆接到命令，自己将被抽调到一支特殊的部队。来到北海舰队，程文兆才知道，自己即将加入的是中国第一支核潜艇部队，他将与另外35名战士一起，担任首艘核潜艇的试航员。程文兆和战友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试航200多次，最终圆满完成任务。1970年12月26日，中国人自行研制设计的第一艘核潜艇正式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1988年9月，中国海军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并具备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能力的国家。

　　9. 吴传玉为新中国赢得第一枚国际体育大赛金牌：1953年8月9日，在罗马尼亚举行的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吴传玉以1分8秒4的优异成绩夺得男子100米仰泳世界冠军，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运动员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吴传玉1928年生于印度尼西亚一个华侨家庭，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游泳天赋，并立志要为祖国争光。1951年，吴传玉代表侨居国印尼，参加在德国举办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获得男子100米仰泳亚军。当中国运动员向他表示祝贺时，他激动地说：“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华人。”1951年底，吴传玉最终回到祖国的怀抱，成为一名国家游泳队队员。1953年，吴传玉终于在罗马尼亚实现了心中的梦想。原国家游泳队队员穆祥雄说，当时，大赛组织者没料到中国运动员会夺冠，于是到处寻找中国国旗。国旗找到了，现场乐队却不会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工作人员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一张旧唱片。那一天，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冉冉升起在国际赛场，也鼓舞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后来者，以奋勇拼搏的精神和过人的智慧在世界舞台上创造一个又一个传奇。

　　10. 新中国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1956年6月7日，中苏举重友谊赛在上海卢湾区体育馆举行，位于场中央的举重台上赫然标注着由美国运动员温奇创造的最轻量级挺举132.5公斤世界纪录。3000多名现场观众和无数国人热切期盼中国选手能够创下佳绩甚至打破世界纪录，从而让新中国在国际体育舞台上扬眉吐气。年仅20岁的陈镜开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队最后一个登场，他向裁判要了133公斤。裁判的三盏白灯同时亮起，陈镜开成功举起了133公斤的杠铃，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纪录从此诞生，实现了中国体育在世界纪录中零的突破。1956年11月，陈镜开又连续打破两项世界纪录，但由于这几次世界纪录都是在国内创下的，一些西方国家拒绝承认。对此，陈镜开保持沉默，他继续苦练，等待证明自己的机会。1957年8月，第三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举重队第一次站到国际大赛的舞台上。两次试举后，陈镜开以130公斤名列第二，第三次试举只要举起136公斤就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但是他向裁判要了140公斤。临上场前，陈镜开给队友留下这样一句话：“反正是杠铃底下找人！”最终，体重只有56公斤的陈镜开成功地举起了140公斤的杠铃，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从1956年到1964年九年的时间里，陈镜开先后十次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一个时代奋勇拼搏的象征。曾经有一位记者问陈镜开，是什么力量让你把这么重的杠铃举起来的？他自豪地回答：“我是用6亿人民的力量举上去的。”

　　11.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在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铁两用桥，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长江是连接我国东西部航运的黄金水道，但同时也是阻隔南北交通的天堑。新中国成立之初，万里长江上没有一座桥梁，所有北上南下的物资都要经船舶转运，而位于长江中游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来往铁路也因此中断。上世纪初至解放前，长江大桥曾先后进行过四次勘测、选址和设计，但都因经济、战乱原因而搁置。新中国成立后，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由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完成。毛泽东主席对工程高度重视，1956年5月31日，他亲自来到武汉视察并详细询问施工设备、技术等问题。随后，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面对轮廓初现的武汉长江大桥，他即兴挥笔写下气势磅礴的《水调歌头·游泳》。从开工到建设，大桥施工得到了全国各地的支持，由于采用了新技术，武汉长江大桥提前两年竣工，成为连接我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仅通车后前五年，节约的货运成本就超过整个工程的造价。武汉长江大桥一经建成，便成为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它有效地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同时，大桥也将被长江分隔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连为一体，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京广铁路，对促进中国南北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2.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由徐克江机组驾驶的轰六甲型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伴随着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宛若两颗太阳同时闪耀着万丈光芒。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这次试验是中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的又一次飞跃。上世纪60年代，在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氢弹研发完全依靠自力更生，从头摸索。实验究竟能不能成功，谁也不能百分百保证。在执行氢弹投放任务之前，负责此次空投任务的徐克江机组的工作人员已经写好遗书，做好了不能平安返回的心理准备。机组领航员孙福长在执行任务的前一晚彻夜未眠。中国有了氢弹的消息震惊了世界，美国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用了7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而当时综合国力还尚薄弱的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在氢弹爆炸成功的同时，中国政府重申：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目的，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邓小平同志多年以后说，没有“两弹”的爆炸成功，就没有中国后来的国际地位，就没有全国人民在危难之时自豪和坚挺的民族脊梁。